项英同志对新形势认识不够，他本身表现由国共对立转入国共溶化的情绪，
未积极放手吸收青年（怕特务）、吸收新兵（怕破坏国民党兵役法），又因
经费困难，不敢搞大队伍等。地方党仅在徐州、上海开始了一些恢复组织的
工作，而在农村中则有一大批出狱归田失联络分子，或系自新分子，在农村
自动开始抗日工作。
1.华中工作的三个时期：
一九三八年一月东南分局及军部在南昌成立［27］，开始华中工作的新时
期。以后工作发展，六年来可划分为二个时期。
甲、第一时期：从一九三八年初到一九三九年冬。此一时期是最好发展
时期。南京、徐州、武汉三大城市相继沦陷，我党我军声誉突起，国民党限
制不大，应大胆迅速东进向敌后发展，但当时则采取沿途停留，不愿脱离国
民党区域，等待敌寇前进。应放手到敌后去解决人、枪、物和根据地问题，
而当时则采取整训部队提出建军的精兵方针，把大批新旧干部留在皖南作训
练教育工作，使敌后前线工作人手不够，而限制了自身发展。新四军是由各
路“诸侯”、大小“股东”集合成军，自然在当时形成各种严重现象。项英
不了解只有在政治上领导东进求得大发展，才能团结内部，说服同志，克服
各种倾向，反而死死箍在皖南，必然是治丝益纷。对恩来同志三九年春传达
中央指示后确定的向东作战、向北发展的方针，亦不具体执行。特别到一九
三九年冬八路军大发展，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华北爆发，顽方在华中对我进攻
日亟，项英同志反而信赖顽方说华北过左，对中央所提出的反投降任务及应
付突然事件的方针，项不但不执行并且不着重传达，更无部署，这里就深深
种下了尔后皖南惨败的根苗。这一时期应该以向敌后大发展为中心，项的领
导是闭关自守，丧失时机。但在此时期，前方各部仍有一些发展。苏南第一、
第二支队已完成直达淞沪，足跨长江两岸的发展，造成了大军可随时北渡的
优越条件。第四、第五支队在江北亦有些发展。彭雪枫、李先念于一九三九
第113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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